一些澳大利亚大学在竭力扩大海外生源的同时，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高等教育领域进军，以合作办学等方式进入了这些国家的教育市场。参与这些项目的澳大利亚大学认为，它们取得成功的一些案例表明这样做不仅仅能够获取良好的经济收益，同时也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请听刘江的介绍。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澳洲故事，我是刘江。这套节目是澳洲广播电台Radio Australia 中文部为您制作的。

我们上次节目说澳大利亚的海外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自费生，他们缴纳的学费每年给澳大利亚各大学带来了十亿澳元的直接收入，当然给澳洲房屋租赁和商品零售业以及其它的服务行业也都带来了很大的收入。同时这些海外学生的到来也使得澳大利亚本国的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文化，对澳大利亚来说真是一箭双雕。现在教育出口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第八大出口产业，有些大学自费留学生缴纳的学费竟已经占了学生缴费收入总额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当然也引起了澳大利亚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很担心这种教育的出口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商业行为。

一九八五年，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准许各大学可以自主决定对海外留学生的收费标准，而同时政府也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各大学的商业行为。教育学家西蒙·马金森教授说：

“政府最初先是缩减了教育投入，同时又取消了对留学生的收费限制。各大学得到政府的允许，走出国门招收海外学生。各大学只需要保证所收学费为完全商业性收费并且不对留学生提供补助，就可以自行制定收费标准。招收留学生的人数也没有限制。这就为各大学增加收入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而他们自己逐步扩大了这个窗口，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自从各大学扩大海外招生以来，留学生人数已经从一九九零年的大约一万两千人上升到了目前的大约十万人，这种状况当然使得政府能够进一步削减教育经费。”

社会学家鲍勃·康奈尔曾在澳大利亚、美国、欧洲各大学任教，目前他在悉尼大学教授教育学。他希望澳大利亚能更多地把教育看作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商业行为”。他说：

“如果我们把教育定位成交易，那就偏离了文化交流这一主题。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慷慨帮助发展中的国家，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实现人们的这一愿望。”

一些澳大利亚大学在竭力扩大海外生源的同时，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高等教育领域进军，以合作办学等方式进入了这些国家的教育市场。参与这些项目的澳大利亚大学认为，它们取得成功的一些案例表明这样做不仅仅能够获取良好的经济收益，同时也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培养人才方面提供了帮助，让这些国家公司企业的运行尽快与国际接轨。他们认为这说明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经济上的收入。

在这些大学里可以说维多利亚州立大学与中国大学成功的合作经验比较典型。维多利亚大学与中国北京交通大学在一九九九年开始合作开办了工商管理硕士班项目，是澳大利亚大学进军中国市场的先头部队之一。几年来，这个项目为合作的两所大学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为中国一批大型企业培养了急需的人才。参与促成这一合作项目的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总裁杨海荣说，澳大利亚大学进军中国教育市场有着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既可以收到经济效益，也可以收到社会效益：

“澳大利亚是一个教育输出国家，教育输出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服务产业，也是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很多学生要考虑到经济的承受能力，还有很多人在职，要放弃两年的时间到国外学习可能回去后经济损失很大，因此很多人愿意边工作边学习，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在一九九九年就已经蔚然成风，很多澳大利亚大学开始纷纷进军。”

我们刚才说，维多利亚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合作开办的工商管理硕士班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办学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据杨海荣介绍，在二零零三年九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在中国组织世界经理人协会对中国所有的合作办学项目进行了一次评估，维多利亚大学的这一合作办学课程被列为十佳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这也是唯一一个澳大利亚大学与中国合办的MBA项目进入了前十名。那么为什么这一项目会取得成功呢？杨海荣介绍说：

“我们采取的方案是三三制，有三分之一是由澳大利亚大学派教授到中国讲大课，三分之一由北京交通大学来澳大利亚进行过考察访问经过培训合格的老师讲授，还有三分之一是通过实际部门工作单位的案例分析来进行教学。这种三三制受到了当时教育部和国家教委的肯定，因为它强调的不是全面照抄西方的MBA教育，而是要跟本土教育结合，因为最终是为中国培养人才。”

“这个项目经过五年的运作已经逐步走向成熟。第一届我们招了六十多人，第二届招了一百人。学生素质都比较高，来自国内大型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这些人在第一线工作，迫切需要了解国外在管理方面的运作方式，包括财务、金融、人事、市场和信息系统等各方面。当时我们一九九九年开始运作这一项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谈起这一项目，杨海荣认为它成功的标志在于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可以说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因为每届学生都要支付高昂的学费，大概九万人民币学习两年，其中包括前面一学期的商务英语，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商务英语课程。北京交通大学收益也很好，然后他们派教授、研究生导师和MBA的师资到维多利亚大学进修学习，也带出了一支自己本校的师资队伍。这个项目从经济效益上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效益。在九九年中国MBA人才紧缺，通过两年的学习，在职人员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实地操作，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运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着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发展，澳大利亚各大学包括一些名牌大学在内现在都在认真探索着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进军面临着来自欧美各大学和教育机构的激烈竞争。澳大利亚大学在这样一种竞争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呢？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总裁杨海荣说：

“澳大利亚大学在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劣势。澳大利亚一流的大学现在还很少进军中国市场，可能由于它们本地的生源比较充裕。通常是中等的大学比较积极到中国去开展项目。中国的大学选择澳大利亚大学主要考虑到澳大利亚的教育质量比较好，尽管大部分不是一流的名牌大学。澳大利亚的币值跟美元、英镑和欧元相比比较低，教学质量也接近欧美大学，因此在竞争中合作的前景被许多中国大学看好。中澳两国间教育领域的合作刚刚开始，今后更长的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的开拓。可能跟以往合作办学的模式不一样，今后进军中国的市场，要首先考虑澳大利亚比较好的大学，比较优质的课程，在中国市场上比较紧缺的、迎合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课程，如在IT领域，在工程方面，在信息技术方面，在生物高科技方面等等。相对的文科管理方面可能相对已经饱和，有太多的大学都是在管理方面，在国际贸易和财务方面已经进入了中国大学，再去挤很难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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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澳大利亚南太平洋教育交流中心的总裁杨海荣跟我们介绍了一些澳大利亚大学进军中国教育市场的情况，这也成了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海外留学生不断增加，各大学又分出精力进军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市场来赚取可观的收入，对澳大利亚国内的大学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换句话说，澳大利亚本国的大学生在这种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会在哪些方面受益、哪些方面受到损害呢？

在上次节目中我跟您介绍说，有学者认为海外留学生的大量增加实际上丰富了澳大利亚的教育体制，使得澳大利亚本国学生不出国门就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化，培养了他们跨文化交往的能力。不过当海外缴纳全部学费的自费生成为各大学越来越依赖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澳大利亚国内学生的入学机会和对大学和专业选择的灵活性就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热门专业的学生人数有限，缴纳全费的海外学生人数多，国内学生就受到了限制。为了保障国内学生就读这些专业的人数比例，很多大学已经开始对国内学生也收取高额的学费。这就使得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在缩减教育经费多年之后，它是应当恢复预算中对大学的投入呢，还是再进一步地放松管制，让各大学对国内的学生也自行设定收费标准，以满足大学日益上升的经费需求？

鲍勃·康奈尔教授认为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他指出，在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最高的前十个区都已经集中在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大城市的最富裕的郊区，各大学如果对国内学生也比照对海外学生那样收取全额学费，将会更加扩大澳大利亚国内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差距：

“我们的研究发现，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当然包括来自富裕郊区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大学；而在大学里，他们又会有更好的机会学习好的专业以在将来得到最体面且收入丰厚的工作。这种在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根深蒂固，一直是困扰好几代澳大利亚人的最大的教育问题之一。”

另外，在澳大利亚大城市以外的乡村地区，学生是否能够取得到大城市大学入学的资格和是否能够负担起高额的费用也是澳大利亚国内教育体制在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冲击下面临的一个问题：

比尔·贾布尔是维多利亚州高尔本河谷大谢伯顿市的市长。这个市距离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有两百多公里，是一个著名的蔬果和其它农产品种植区。他说，当地的学生要前往墨尔本读书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学费再上涨，恐怕很多人就没有去墨尔本读书的能力了。大谢伯顿市的地方政府正敦促联邦政府出资在当地建立一个高等教育中心，希望本地的中学毕业生能够有机会在家乡接受高等教育，学习农产品出口和食品加工所需要的现代技术。比尔·贾布尔说：

“我们这里是个密集型农业和园艺业地区，人们一直都不愁找不到工作。中学毕业后马上就能在果园或农场找到工作，挤牛奶或者是修剪果树。只要你愿意，找到干力气活儿的工作是没问题的。但是脑力工作却没得到同样的发展。我们这里有好几家澳大利亚最大的食品加工厂，他们聘用各种类型的科学家、化学家、会计师，这些具有高等学历的人才正是企业发展壮大最需要的。所以，对体力劳动的需求正在减少，而对脑力劳动的需求逐渐增加。我们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另外一点就是，我想，这里百分之四十二的人口都来自非英语国家，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原住民。这两部分人都不愿意离开这个自己视作家园的地方。所以他们只愿意接受本地所能提供的高等教育，而不会到其他地方去。这样他们就错过了很多机会。”

比尔·贾布尔市长和大谢伯顿市政厅正同澳大利亚主要的远程教育机构“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合作，解决目前当地年轻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遇到的困难。他说当地政府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流的教学设施，目前已经吸引了远在墨尔本的学生前来就读。他希望未来这个教育中心也能参与澳大利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吸引到海外的留学生：

“我们欢迎海外学生到这里来。我们大谢伯顿城的文化非常多元化，最近有许多中东人移居到这里，之前有过大批的意大利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除了墨尔本大都市地区外，我们这里的原住民人口是最多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社区，我们欢迎海外学生来这里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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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各位朋友，在今天这次节目里我跟各位介绍了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化给澳大利亚大学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这种国际化趋势给澳大利亚国内教育造成的一些问题。这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是由澳洲广播电台中文部为您制作的。刘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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