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开始观察一个世界之前，他们已经被告知世界是怎么样的。对于大多数事物，他们先是想象，然后才是经历。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穿梭注定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　　

　　据新西兰大使馆公开的材料，教育出口已经成为该国第四大出口产业。2002年，新西兰教育出口收入为17亿新元。不过，令人稍感意外的是，中国人贡献了其中的8亿。2003年时，新西兰海外留学生总数为8.2万人，其中中国学生有3万多，占到36%。

　　然而，若不是2003年1月间，《中国青年报》在《谁来清扫“留学垃圾”》一文中，公开提出“留学垃圾”概念；若不是当年新西兰几所语言学校的突然倒闭，导致许多中国小留学生梦断异国；若不是在新西兰的中国小留学生之间惊爆的凶杀与绑架案件，恐怕没有几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关注这个南太岛国，关注在这个国家的那些特殊的人群，关注这个人群对所在国的影响。

　　在这种异样的关注中，“留学垃圾”这个异常刺目的字眼赫然出现在眼前。

　　所谓“留学垃圾”，主要出在自费小留学生身上。他们基本是靠父母资助，主要分布在私立中学或语言学校，也有少数开始进入大学。有人将“留学垃圾”的常见症状分为三类：一是吃穿奢华，挥霍无度，比富斗阔；二是私生活缺乏约束，道德堕落；三是精神颓废，吸毒、赌博、犯罪。

　　“留学垃圾”现象从1990年代后半期逐渐显露，并在21世纪的初期出现一个高潮。国人对“留学垃圾”的斥责直接使包括新西兰等国在内的留学生产业遭受重创。

　　“留学垃圾”现象是的确存在的。我们关心“留学垃圾”产生的种种政治、社会、经济背景，并试图消除它。然而，在我们能够以具体行动消除这种现象之前，我们也许更应该关心这些在两种文化之间辛苦穿梭的孩子，如今他们中的许多却又要徘徊于道德的谴责与救赎之中，茫然无措。在采访中，记者经常能够从这些孩子身上发现一种落寞的无奈。“垃圾”或“非垃圾”？激烈的指责与争论之中，我们或许忽视的恰恰是“人”。那么，究竟什么是小留学生的真实故事？

　　寂寞中成长

　　一个17岁的中国小女孩站在惠灵顿一间女校的教室前，满脸委屈，她用蹩脚的英语反复和身边的老师争论着。

　　“我不能参加这次考试，我刚来一个月，是插班的，这个星期还在感冒，我实在不想参加这次考试。”她一次又一次向老师说明她不想参加这次考试的原因。“你应该参加这次考试，亲爱的，你会很好的。”金发碧眼的女老师和蔼但却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她用手势鼓舞着这个中国孩子。

　　“可是我感冒了，我不希望我的成绩出现在成绩单上。”

　　“亲爱的，我向你保证这个成绩仅供参考，不会出现在成绩单上。”

　　“但是老师，同学会取笑我的。”

　　“亲爱的，他们只会因为你努力尝试过而为你骄傲，我只是希望你尝试，尝试是很重要的，经历过一次考试你就会有了经验，不是吗？”

　　长达半个小时的拉锯之后，孩子答应来参加这次考试，老师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午，老师来到教室，却看见女孩空空的座位。

　　成绩对于小留学生总是显得很重要，他们到新西兰的第一课要学会的往往是如何承受低分的压力。

　　另一个小留学生在留学之初的一次考试中获得了一个低分，这是一个她从没有经历过的失败。她拿着卷子，伤心得只想躲起来哭，而这时候老师从她身边走过，却兴高采烈夸了一句：“棒极了！”这一下，她越发伤心了。

　　她告诉自己的同学，“老师在嘲笑我！”

　　而比较有经验的同学却告诉她：“外国老师习惯于鼓励，他看到你虽然不及格，却也获得了一些分数，认为你做得不错，夸你是希望你下次更加努力。”

　　伤心的眼泪很多来自这类误会，许多孩子在其中逐渐领悟，走向成熟。

　　一个17岁的女中学生在她的日记中写道：“爸妈把我送上飞机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硬起心肠，独自走。后来妈妈打电话跟给我说，‘你好狠心啊，不回头看我一眼……’其实就在我走上飞机的那一刻，我的眼中已满是泪水，但是我知道，就在那一刻开始，他们已经帮不了我。这条路，只有我自己来走。”

　　当然也有在寂寞与压力中选择逃避的。许多孩子在采访中直接的告诉我，他们有过“垃圾”的行为，但他们也慢慢地意识到“垃圾”只是他们跨文化之旅的一个阶段，就像最初因为思乡和环境重重误会带来的“眼泪”阶段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一样。他们急欲倾诉，却又一再沉默不语的，正是这个“垃圾”的称号。

　　“垃圾”背后的成长

　　广州来的小留学生阿成，是第一个向记者坦白他有过“垃圾”行为的孩子。

　　阿成是一个颇具绘画天赋的孩子，有偏科的倾向。在初中快要结束之际，他的姑奶奶向他的父母建议，对于像他这样有偏科特色的孩子，去国外读高中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成听说在国外高中能学到他喜欢的“设计”课程，便高兴地起程了。

　　阿成出国的时候15岁，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四年之内他四度转校，从奥克兰到惠灵顿，从语言学校到高中，从天主教学校到公立高中。一开始是中介为他作的选择，但是很快，他开始自己去了解学校，自己考虑最适合的选择。

　　“最初的两年内，我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刚一入语言学校的时候，我有些自由过度，也有过过激行为。这里没有作业，老师也不像国内那么逼着。到教会学校后，我曾一时怒起，砸过学校的自动售货机，当时就是火，为什么扔进钱没出来东西。”

　　“究竟是为什么？”“这是我事后反反复复在心里问了自己半年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垃圾。”阿成在采访中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深深地看着我。

　　“我当时就想，以前老觉得父母管得太多了。现在却在想，有父母管着多好！”

　　教会学校的清规很多，但是校长并没有因这件事情太多责备他，而是找他长谈，告诉他许多做人的道理，和如何学会去爱人。

　　“在天主教学校我并没有信教，但是我转变了，我开始明确认识到，人活在世界上，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必须学会相处，学会爱。在国内读初中时候是寄宿的，和一群非常骄傲的小少爷们在一起，为了一点小事，会大打出手，小事化大，大事化巨，但是我在国外的几年里，对自己的这种自我中心完全作了一个反省。这种成长不是一下子的，而是经历过非常非常痛的煎熬和思考。”

　　阿成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明他在跨文化的学习中的体会。

　　“我在新西兰的高中里有机会参加很多体育活动，我和当地的孩子一起踢橄榄球，在刚开始踢球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些当地学生就对我说：‘冲，你不一定抢到球，不冲，则完全没有可能抢到球，所以，你必须往前冲……”

　　阿成自己把这段话翻译成中文，记在心里，慢慢他悟了出来：“在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在我的少年留学生涯中，我发现人常常是种瓜不一定得瓜，种豆不一定得豆，失落是必然的，但是我更接受这里同学说的，冲吧，即使明知道球不一定是你的。”

　　“也许很多认为我们是‘垃圾’的成人，自己走到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文化的时候，也会有不适应的时候，也会有垃圾的行为。”

　　“我特别希望国内的父老乡亲不要只看到‘垃圾’的行为，要看到作为一个群体，在每一段个体的‘垃圾’极端行为之后，我们都在反思着，成长着……在国外学的主要是做人，学会爱。”阿成说。

ding

谢谢